那段曾經的香江傳奇,已漸漸隨風,融入茫茫歲月中。
位於柴灣的明報工業大樓的一間辦公室中,仍然掛著查良鏞的一幅字,字體乾淨利落,標記著他和他們的一生:
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人我心,得失心,毀譽心,寵辱心,皆似過眼雲煙,輕輕放下可也。
金庸、倪匡、黃霑、蔡瀾,並稱“香港四大才子”,這個名號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喚起,已無從考據。今時今日的人們一次次地重提,大多是因為故人難再回。
四個人,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,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,當他們去的去、老的老,那個時代也隨之落幕,但世人依然沒能做好準備,接受這個只能緬懷的當下。
金庸走的時候,多方媒體要蔡瀾說幾句,他一一回絕了,只給無法前來的老友,作家亦舒去了一封書信。
據信中所記,2018年11月6日,金庸的頭七在跑馬地的東蓮覺苑舉行。儀式由法師主持念經,來人各分派一本經書,經書很厚,從頭念到尾要幾個小時。
南國的秋風不算蕭瑟,但蔡瀾只覺衣衫單薄,已有幾分寒意,不得不中途退場。
六日後是追悼會,他特意添衣,還是冷,但仍在靈堂坐了許久。
彼時,他77歲,《倚天屠龍記》裡寫“人生百年,七十者稀,急急流年,滔滔逝水”,他望著來來往往俯身拜禮的人,相熟的大多已白髮。
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、也曾意氣風發,奈何歲月步步緊逼,好不威風,“香港四大才子”成了世人溫故的符號,而那半個世紀的燦爛,也終是化作回憶。
倪匡說:“人生有回憶不是壞事,怕只怕夢醒時無頭可回、無岸可望。”
“塵事如潮人如水,只嘆江湖幾人回。”流年似水,江湖早已不再,只能長歌當哭,為那個業已消失的時代送行。
雖被冠以“香港”之名,但“四大才子”沒有一個是在香港出生的。
蔡瀾說,他與黃霑講廣東話,與金庸、倪匡二位講國語。查倪二人則互相嘰里咕嚕講上海話(這裡指江浙地區的方言)。
1948年,查良鏞24歲,還不是“金庸”,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飛機,才想起身上並無一分港幣。鄰座恰是《國民日報》社長潘公弼,遞來10元港幣雪中送炭。
落地租車,他不會廣東話,操著濃重的浙江海寧口音告訴司機“去餐館”,下車後發現司機誤把他送去了“差館”(警署)。
查良鏞此行也未想久留。他是頂替新婚的同事,前來緊急支援剛剛複刊的香港《大公報》,說好為期半年,未成想,後來鄉音未改鬢毛衰,白手少年立業香江。
查良鏞到港後的第二年,8歲的廣州人黃霑,也跟隨父母踏上了這片遍地希望的土地,落戶九龍深水埗。
深水埗是一代宗師葉問發蹟的地方,可以謂之臥虎藏龍,也可說是魚龍混雜,那裡的孩子,都是吃著對方的拳頭、聽著大人們“出神入化”的粗口長大的。
有一回,表弟向其哭訴被一個名為“李振藩”的同學欺負,黃霑拍案而起,撂下戰書:週日晚,巴富街沙橋見,要求與對方決一死戰。
“決鬥”僅僅維持了10分鐘,李振藩的拳腳雖尚且粗糙,但對付弱不禁風的黃霑綽綽有餘。
這一戰過後,李振藩頗為欣賞黃霑的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”,主動握手言和,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。
很多年後,“李振藩”改名“李小龍”,而“與李小龍街鬥”則成了黃霑引以為傲的“少年威風史”之一。
像這樣的打鬥,在當年的香港街頭並不少見。那個年代,被港人戲稱為“英雄年代”,彼時廉政公署尚未成立,社會治安欠佳,亂世之中,尚武精神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。
半個多世紀以前,那裡武館林立,老老少少習武者眾多,武俠小說也備受推崇。
1955年,作家梁羽生在結束了《草莽龍蛇傳》的連載後,倍感疲乏,提出休整。報紙總編為了填補版面的空缺,不得不向報社內的另一個“筆桿子”查良鏞約稿。
幾乎是趕鴨子上架,為了催稿,總編特意派一名編輯坐在查良鏞家等,說“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”,不然明天報紙出來,版面“將有一大塊空白”
在編輯的灼灼目光下,查良鏞倉促之間構思了小說的主角,男主角是一個有著神秘身世的儒雅書生,女主角是一對回疆姐妹。落款署名時想不出好的筆名,就把鏞字拆開,成了“金庸”。
而那本小說的名字,叫做《書劍恩仇錄》。
小說第二天便被刊登在《大公報》的子報《新晚報》上,隨後報紙銷路倍增,一時洛陽紙貴,金庸也一夜成名。
武俠新風一路刮到了海外,國外諸多中文報紙爭相轉載。在信息傳輸不算發達的年代,許多國外記者每日搭飛機往返香港,將最新刊登的連載篇章帶回,連夜印刷派送。
在新加坡,有個書香門戶,家主是“下南洋”的華人,保留著訂中文報紙的習慣,家裡的一雙兒女都是是金庸的忠實粉絲。每次報紙剛剛送到家裡,兩人便將連載版面一撕兩半,姐姐一半,弟弟一半,如飢似渴地拜讀。
那戶人姓蔡,家主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職員,一家人就住在戲院樓上。小兒子蔡瀾幼時玩鬧,在樓上一探出頭就能看到電影銀幕,從有記憶開始,就一直看電影。
家學淵源,1955年,新加坡中文報紙的小說版面上是金庸的《書劍恩仇錄》,往下翻幾張,電影版面就有蔡瀾寫的影評。
那一年,蔡瀾只有14歲。
兩年後,年僅16歲的蔡瀾北上日本,擔任邵氏公司的駐日代表,而靠吃老鼠肉果腹的倪聰,也終於結束長達8個月的顛簸,踏上了香港的土地。
8個月前的冬夜裡,內蒙古大興安嶺正經歷著一場大風雪,運煤車無法抵達,在零下40度的日子裡,到此墾荒的上海人倪聰帶頭拆掉一座小木橋生火取暖,僥倖活命,但也因此被指控、批鬥。
為了逃脫懲罰,他在寒夜裡扒上了一列不知去往何方的火車。火車一路開到大連,他又靠扒貨輪輾轉回到上海老家。
但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個“逃兵”,他被迫繼續逃亡。
1957年7月中旬的一個凌晨,一艘運菜的小船停靠在香港的一處碼頭。甲板上面放著菜簍子,下面逼仄的空間裡擠著十幾個偷渡客,其中就有狼狽不堪的倪聰。
很多年後,以筆名倪匡被人熟知的倪聰,早已忘記那個22歲的自己是怎樣上岸,只是記得那天的香港下了一場大雨,那雨,下得驚天動地。
風雨之中,四個異鄉人被香港影響著,並在不遠的將來,影響香港的風雨。
現如今,一提到香港荃灣,大多數人會想到夢幻的迪士尼樂園,但在六十多年前,那裡還是一片荒地,藉藉無名的年輕人們聚集在那裡打地基、起高樓。
鑽地機重達上百斤,倪聰必須雙手並用才能扶住,顫顫巍巍地鑽出一個新世界。
做工間隙,他看到工友在討論《真報》上的時評。那篇時評連載了3天,倪聰通讀之後,只覺“狗屁不通”,於是執筆為文,一個下午洋洋灑灑寫下一篇與之觀點相悖的萬字長稿,寄給報社。
想不到,過了幾天,報紙全文刊出,並標明是讀者來稿,與該報作者意見相違云云。而那位作者也親自約倪聰見面,當面奉上90元稿酬。
當時,他在工地的日薪只有2.9元,拿到這筆“巨款”笑得合不攏嘴:
“怎麼會想得到,寫文章居然有錢收。”
如此,倪聰成為《真報》的正式編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。
彼時的《真報》編輯部在香港荷李活道30號2樓的一個房間,十分簡陋,人丁單薄,編輯們什麼都要幹,倪聰便變換筆名,用“衣其”寫政論,用“沙翁”寫雜文,用“九缸居士”寫養魚的文章……至於“倪匡”,只是他眾多筆名之一,“匡”字是從《辭海》裡信手捏來的。
一年多後,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倪匡,與相識僅僅4個月的女孩李果珍結婚。
兩人登記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,辦完手續,他和妻子見門口有一報攤,報攤上有新報紙出版就買了一份。
那一天,正是《明報》的創刊日,創刊人,是時年35歲的查良鏞。
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,金庸的主要身份是報人,其次才是武俠小說家。
金庸辦《明報》有兩大方針為歷代報人所知,其中第一則即為“有容乃大”:
在香港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共識,《明報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時代的坐標,靠的就是獨立社評,對任何一種意見都不歧視。
金庸說:“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,不過,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,那就是真正獨立的。”
因為剛正不阿的言論,他的生命曾幾次受到威脅。
有人把炸彈送到《明報》報社,秘書看到之後報了警,警察趕來處理,炸彈被放在馬路上引爆了。政府部門派警察24小時貼身保護他,還準備了十個假車牌,每天換來換去,以防被人跟踪。
這樣的日子,金庸過了30多年,談及因何支撐,他笑說:“我不想被我小說中的英雄們取笑啊!”
辦報的第二則方針,是“無欲則剛”。
為了保持中立,《明報》曾一度謝絕外界資金,除銷售報紙所得,“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影響”。
然而,理想主義在任何時代都充滿坎坷。
《明報》初創之時,每日銷量不足一萬份,入不敷出。借助武俠小說連載吸引讀者,曲線救國,成為金庸屢試不爽,也無可奈何的辦法。
憑藉一部《神鵰俠侶》,《明報》很快便創造了日入萬元的成績,但隨著銷路拓展,僅憑金庸一人之力難以維繫,剛剛嶄露頭角的倪匡,殺進了他的視線。
1960年,倪匡25歲,他所供職的《真報》上正在連載台灣名家司馬翎的武俠小說。司馬翎拖稿失聯,倪匡請纓代寫,連載兩週,竟無人發現,讀者反而好評如潮。
司馬翎得知後,原本大發脾氣“誰敢續我的小說?”但看完續寫後又對倪匡說:“續得很不錯。”
倪匡笑答:“豈止很不錯,簡直是寫得比你好!”
“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。”
為了節省成本,金庸給出的稿費比其他報社要低一些,但過慣了苦日子的倪匡卻很知足,每月底拿著一張五百塊的鈔票,總是可以笑上半晌。
《明報》後來也成為了衛斯理系列的“誕生地”。
衛斯理系列一寫就是41年,雖然倪匡本人從未聲稱其為科幻小說,但世人皆當他是華語科幻鼻祖,金庸評價他:
“無窮的宇宙,無盡的時空,無限的可能,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,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。”
導演張徹與倪匡綿亙20多年的合作同樣起源於他的滿腹鬼才,兩人之間是惺惺相惜,也是不打不相識。
張徹早年在台灣拍過一部電影,《阿里山風雲》,那句“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畫呀……”就是源自於此。
赴港後,張徹以筆名何觀寫影評,經常跟一個叫“岳川”的影評人打筆仗。岳川每次都把何觀罵得狗血淋頭。
岳川,就是倪匡寫影評的筆名。
張徹與倪匡年紀相仿,又同是上海人,報紙上的筆戰打得多了,反倒樂意找一家杭幫菜館,講一講吳儂軟語。
1965年,邵氏公司老闆邵逸夫對氾濫老套的武打片厭煩,決心要拍攝新類型的武俠片,便找到了張徹。
張徹的第一部武俠片是《邊城三俠》,上映後沒有激起太多波瀾,他便想到了倪匡。倪匡聞之道:“你們邵氏那麼多人才,輪得到我來?再說我只會寫小說,不會寫劇本。”
張徹放下面子,苦苦相求:“你就照著小說寫,寫好了我再給你改。”
1967年夏天,《衛斯理》的連載中斷了2個月,2個月後,倪匡把劇本交給張徹,借了《神鵰俠侶》中楊過斷臂的梗,定名《獨臂刀》。
因為留日經歷和日語通達,素材寄出之前,都要由蔡瀾經手檢查,他因此觀看了所有邵氏出品的電影。
看到《獨臂刀》時,蔡瀾耳目一新。籌備電影之前,張徹就曾與蔡瀾大談自己的抱負,而這部《獨臂刀》則完整地再現了他的雄心壯志。
不同於彼時舞台劇形式的武打片,《獨臂刀》是鮮活的,一刀斬下去就有血,有骨頭撕裂的聲音。於是乎,蔡瀾對倪匡其人,產生了無限好奇。
60年代,邵氏影業旗下有一當紅小生,名為岳華,岳華的女友便是後來寫出《我的前半生》、《喜寶》等著作的女作家,亦舒。
亦舒17歲便成為《明報》的娛樂新聞記者,也因此時常出入邵氏公司,與蔡瀾相交甚篤。
亦舒姓倪,其兄便是倪匡。在亦舒的引薦下,蔡瀾與倪匡開啟了一段綿延至今的友誼。
初見時,蔡瀾對倪匡的第一印像是——“他真的是外星人”。
然而,被稱為“外星人”的倪匡在見證過、經歷過後來的人間事後寫下了這樣的字句:
“宇宙間,奇妙的事雖然多到不可勝算,但是決不會比命運更奇妙。”
70年代,邵氏公司調轉船頭,邵逸夫開始有意識縮減電影投入,轉而朝向電視劇產業。這與公司首席執行官鄒文懷一直以來對電影的追求,背道而馳。
鄒文懷在邵氏初創時便加入,是邵氏的肱股之臣。但是,13年的兢兢業業沒有換來應得的回報,邵逸夫的愛人方逸華不斷干涉侵占鄒文懷的工作。
導演張徹曾在回憶錄中評價邵逸夫的用人之道:“頭等人才,三等職務,特等權力。”
1970年,鬱鬱不得志的鄒文懷憤然出走,成立嘉禾公司,自立門戶。
公司成立後,鄒文懷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開創性地引入“衛星公司”制度,為明星建立個人工作室。而嘉禾旗下的第一個工作室的主人,正是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巨星——李小龍。
彼時,為了打響李小龍回國後的第一炮,鄒文懷四處周旋,請來了大導演羅維,至於編劇則選擇了倪匡。
1971年,由羅維導演、倪匡編劇、李小龍主演的電影《唐山大兄》上映,創下香港開埠以來電影最高票房紀錄。
天下武功唯快不破,第二年,倪匡在報紙上翻到霍元甲有個大弟子,便又為李小龍量身定制了《精武門》。
電影上映時,李小龍拉著倪匡去戲樓觀看,李小龍緊張得手心出汗,倪匡卻頗為淡定。
《精武門》引起了巨大轟動,大街小巷的男孩兒們在玩耍時,紛紛模仿著李小龍獨特的叫聲。
甚至,還有學者開始專研《精武門》主角陳真的生平。倪匡哈哈大笑,說道,陳真的故事只是他編的罷了。
1972年9月23日,《明報》刊載了小說《鹿鼎記》的最終章,一同告知讀者的還有另一則消息:
金庸宣布,就此封筆。
那一年,遼東鹿鼎山的竹林裡,建寧公主拎起了韋小寶的耳朵,隨著山中別院里傳來六位夫人的笑聲,《明報》完全擺脫了財政束縛,武俠小說家金庸也就完成了使命。
放開手腳的報人查良鏞,大刀闊斧地吸納了各類有識之士,其中就包括林燕妮。
他對她的評價極高:“她是我見過的女作家中,寫散文寫得最好的一個。”那句廣為流傳的“一見楊過誤終身”便是出自於林燕妮之手。
在金庸筆下,一見楊過誤了終身的,有香消玉殞的公孫綠萼,有終身未嫁的陸無雙、程英和郭襄,還有退而求其次的郭芙、耶律燕和完顏萍。
遇到楊過之後,她們的回憶是快樂的,可嘆的是,以後的日子又是無比惆悵的。
林燕妮的“楊過”,是黃霑。
1977年,林青霞在香港拍攝《紅樓夢》。一次餐敘中,導演李翰祥身邊坐著林燕妮,林燕妮的另一邊則是黃霑。
席間黃霑常常提“林美人”三個字,林青霞起初以為是自己,後來才知道黃霑口中的“林美人”,永遠只會是林燕妮。
黃霑與林燕妮的相遇,是錯誤的時間遇上對的人。
1975年,黃霑的原配,女演員華娃已經懷上了第三胎,但黃霑還是選擇了要美人,不要家庭,縱使千夫所指,也毅然離婚追愛。正如他在《流光飛舞》中所寫的:
跟有情人做快樂事/不管是劫是緣
很多年後,他對蔡瀾懺悔,說自己一生最最對不起的人,就是華娃。
他們相愛後的第二年,香港多了一家規模很小,但很有名氣的廣告公司——“黃與林廣告公司”,黃是黃霑,林是林燕妮。
兩人雖然一度成為香港媒體筆下批判的對象,但事業發展卻是如火如荼。
當年,化妝品品牌Revlon進入中國市場,黃霑從李白的《清平調》中“雲想衣裳花想容,春風拂檻露華濃”一句取“露華濃”作為其中文名,既有韻律又有美感,至今仍被奉為“信雅達”翻譯的典範。
又例如他為人頭馬設計的廣告,“人頭馬一開,好事自然來”,單刀直入,著眼於奢侈品的社交功能,以最直接的方式勾勒出浮華中觥籌交錯的畫面。
那些年,黃霑在廣告業風生水起,成為首位獲得美國廣告界最高榮譽“基奧獎”的中國香港人。
林燕妮與黃霑相伴14年,卻屢屢拒絕他的求婚,究其原因,是不滿黃霑不改風流本色。
1988年,金庸在家中做東,黃霑下跪求婚。縱使金庸親書贈聯“黃鳥棲燕巢與子偕老,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”,卻也沒能讓美人走進婚姻。
1990年,黃霑的廣告公司因為債務問題宣告破產,屋漏偏逢連夜雨,林燕妮也選擇離他而去。
四面楚歌之際,黃霑甚至一度有了跳樓輕生的念頭,彼時陪在他身邊的那個人,是徐克。
黃霑一生的金曲巔峰,都是被徐老怪逼的:“我跟徐克合作,從頭吵到尾。如果殺人不犯法,施南生早當寡婦了。”
徐黃緣起,始於1984年的《上海之夜》,此後多年,黃霑先後為徐克奉上了《上海灘》、《當年情》、《倩女幽魂》等經典之作,但每一次的創作歷程都頗為坎坷,每一次都被徐克逼得發瘋。
1990年,徐克再次找到黃霑:“我最近在拍《笑傲江湖》,曲子你來寫吧。”
黃霑寫了1稿,徐克不滿意:“再改改。”
寫了第2稿,還是“再改改”。
前後寫了6稿,都被徐克退回。
不瘋魔不成活,黃霑胡亂翻起了古書《樂志》,忽悟“大樂必易”,反彈五音宮商角徵羽,頓覺點起了心裡的滄桑,旋律歌詞一揮而就,曲譜的空白處洋洋灑灑地寫著幾個字:
你要便要,不要請另聘高明。
徐克聽完,當即拍板定稿。
不久,《笑傲江湖》在台灣熱映,一響起《滄海一聲笑》,觀眾們都會不由地跟著唱起來。台灣市場紛紛向黃霑求購版權,黃霑給羅大佑打了一通電話:“不如我們出一版吧?”
早年羅大佑微時,是靠著黃霑的接濟發行了第一張唱片,聽聞恩公相邀,當即答應。
錄製時,黃霑把徐克也拉進了錄音棚,三人大醉一場,逸興遄飛,連嗓音都染了酒氣。
錄完一遍,徐克說唱錯了,要重錄,黃霑大手一揮:
“不錄了,這版最好!笑傲江湖嘛,就該這個樣子!”
徐克便遂了黃霑的心意,將這版夾雜著酒肆之氣的《滄海一聲笑》保留了下來。
皇圖霸業笑談中,不勝人間一場醉。黃老邪心中的那一份俗、一份野、一份狂、一份真,這世間怕是只有徐老怪最懂。
2001年,60歲的黃霑患肺癌,沒有告訴任何人,唯獨跟徐克說:“我沒有那麼長時間了,讓你知道,免得你覺得突然。”
後來,徐克說:“我對黃霑的去世還是很平靜的。只是,他的歌我都不聽了。”
黃霑之所以結緣武俠,有徐克的功勞,也有蔡瀾的穿針引線。
70年代末,蔡瀾跟隨鄒文懷出走邵氏後,做到了金牌監製,彼時正在製作金庸的作品《倚天屠龍記》,電影需要配樂,便請黃霑來幫忙,兩人因此結識。工作之餘,志趣相投,一聊就是一個通宵。
蔡瀾的志趣早已不在電影。在那個被商業裹挾的年代,電影盛不下他的思考,他羨慕黃霑,一支筆、一壺酒便可慰平生。
於是乎,他便請倪匡向金庸舉薦自己,希望可以在《明報》刊文。
蔡瀾寄情寫作,並不是一時之言。
在電影界之於倪匡猶如眾星拱月的那些年,蔡瀾曾經把自己寫的劇本交給製片人,對製片人言簡意賅地說:“這是倪匡寫的。”製片人一看,劇本很好,行文也是倪匡的風格,立刻拍板,買下版權。
過後,倪匡被人問起,一頭霧水。這時,蔡瀾便會露出標誌性的瞇瞇笑:“我寫的。”
相識多年,老友鮮少相求,倪匡自然不吝相助,每次和金庸吃飯,就大談蔡瀾。起初金庸並沒在意,後來終於忍不住要來幾篇文章翻閱,的確清新。
從此,蔡瀾在《明報》副刊開了一個名叫“草草不工”的長期專欄。 “草草不工”四個字是他的自謙,形容潦草與馬虎。但實際上,蔡瀾對於寫作錙銖必較。
多年後,蔡瀾回憶:“當年,就算是幾百字的文章,我都要花上一兩個小時斟字酌句。好在那幾年,我寫的東西還算過得去,沒有給金庸先生丟面子。”
在專欄中,蔡瀾常常提及的一句話,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,說的是那個年代的失意。
80年代,是香港電影最好的年代,也是最壞的年代。
彼時,黑道的陰影始終籠罩著香港娛樂圈,藝人們入行的第一件事便是“拜碼頭”。
年輕時的成龍意氣風發,卻也是個“愣頭青”,得罪了許多大佬。一次,成龍去酒店吃飯,竟被二十幾個古惑仔提砍刀圍上,拼了命才僥倖逃過一劫。
鄒文懷是成龍當時的老闆,他擰著眉頭思索許久——除了跑路,成龍只有死路一條。
躊躇許久,鄒文懷走進了製片經理蔡瀾的辦公室。
蔡瀾是個樂善好施之人,人緣甚好,整個香港娛樂圈都願意為他留三分薄面,如果說世上只有一人可以從古惑仔眼皮底下帶走什麼人,那人一定是蔡瀾。
那一天,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什麼,只知道不久後蔡瀾便帶成龍離開了香港。
此後幾年,世界成為他的片場,一行人輾轉前往南斯拉夫、法國、澳洲諸國,一路將成龍送進了好萊塢。
那些年,蔡瀾周遊列國,好不快活,但是當他回到香港,周遭已然換了天地。
80年代末,年近古稀的金庸不再寫社論,將《明報》交給了後輩;天命之年的黃霑賠光了公司,變成窮光蛋;而身形越來越沉重的倪匡則愛上了演戲。
彼時,倪匡時常在各種影視作品中客串,受限於外形條件,角色大多集中為嫖客、猥瑣男之流。
有人就對倪太說:“叫倪匡演作家也就算了,叫他演嫖客,簡直是污辱了大作家。”
倪太不以為然:“倪匡扮作家、嫖客,都是本行。”
1989年,54歲的倪匡喜歡上了一個“媽媽桑”,就拉著蔡瀾和黃霑去夜總會喝花酒,三個人接二連三講笑話,逗得那些陪酒的女人七顛八倒。後來蔡瀾跑去買單,才知道一晚要花一兩萬港幣。
他當下大叫:“酒又不是最好,女人也不是最美!不甘心,不如把構思賣給電視台!”黃霑、倪匡連忙說好,一拍即合。
如此,3個年過半百的風流才子聚首,在演播室,喝著最貴的酒,伴著最美的人,吞雲吐霧、談天說地。
節目名為《今夜不設防》,所謂“不設防”,就是男男女女喝到微醺再開機錄製,興之所至,插科打諢,妙語如珠。
在那檔節目中,張國榮輕飄飄地說“人人都有嘴巴啊,就讓他們去講咯”,黃霑興起強吻,也不以為意;
林燕妮華服落座,第一句話就問主持人,你們猜我和黃生拍拖時,誰先親的誰?
林青霞聊起秦漢,百無禁忌;
張曼玉承認,自己入行就是因為貪慕虛榮;
有人評價:“那時的巨星,才是真正的巨星。”如今看來,那個年代,那不設防的一夜,那些在鏡頭前歪斜的明星,彌足珍貴。
《今夜不設防》始於倪匡,也終於倪匡。
節目做了兩年,倪太李果珍向倪匡提及她最懷念的時光,是兩人剛剛結婚,身無分文的時候,那是夫妻兩人最開心的時光。
這一番話勾起了倪匡對妻子的愧疚,當即決定遠赴美國,找一個無人認識的角落,攜手安度晚年。
1992年,就在倪匡落地香港的第35年,他向港人留下一紙聲明,拂衣而去:
“我已決心淡出,自此天涯海角,閒雲野鶴;醉裡乾坤,壺中日月;竹里坐享,花間補讀;世事無我,紛擾由他;新舊相知,若居然偶有念及,可當作早登極樂。”
三千年讀史,不外功名利祿;九萬里悟道,終歸詩酒田園。狂人倪匡,悄然淡出江湖。
倪匡與倪太一走便是14年,那段遠渡重洋的日子裡,喚他回港的電話每年都會響起,但他幾乎都不為所動,只有兩通讓他的心裡起了波瀾。
一通,是黃霑打來的。
2002年,導演張徹離世。靈堂之上,高書“影壇宗師”四個大字。當天,黃霑和蔡瀾扶靈,眾人哀悼萬分。
靈堂兩側有一副對聯,“高山傳天籟,獨臂樹雄風”。高山指的是《阿里山風雲的主題曲《高山青》,獨臂說的是電影《獨臂刀》。
輓聯由黃霑而作。電話裡,他問倪匡寫得如何,倪匡大笑說:“對得妙,改天我死了,也由你來寫!”
怎料世事無常,第二通電話是在2年後的秋天,電話那頭告知黃霑仙去,倪匡聞之大喝一聲:“豈有此理!”
早年,兩人找鐵版神(又稱鐵板神數,中國古代命理術數之一)算命,算到倪匡60歲便不算了,但算出黃霑可以活到70歲。
“而今我已70多了,可惜他卻這麼年輕就走了。”倪匡說。
黃霑走時63歲,確有太多未竟之事,抱憾之事。
2003年4月8日,在張國榮的葬禮上,黃霑曾深切致悼詞:
“是否上天想透過他,教我們從今以後要好好學懂珍惜,由今日起我們要很率心地愛護我們本來就該愛護的事事物物,因為好的事物不會永遠陪伴著我們?”
哀慟之間,惋惜的似乎不止是棺中人。
垂暮之年,黃霑在其博士論文上寫下一個悲觀的結論:香港音樂界氣數盡了。他痛陳香港流行音樂“再沒有美麗的旋律”,並讓人刻了一個印章——
“不信人間盡耳聾”。
“我現在有得寫就寫下去,拼了命寫,寫到沒人聽,寫到沒人要,寫到死。”
但滾滾長江東逝水,隨著他熟悉的那一代歌手老了、走了,找他寫歌填詞的人越來越少。
昔日老友造訪時,看到黃霑案牘上寫滿了晏幾道的一句詩詞:
“衣上酒痕詩裡字,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。”
他說自己是“老頭的腦袋,少年的心,更老的身體......別看我整天嘻嘻哈哈,心裡面還是很滄桑,很悲涼,很沉鬱”。
90年代,四大天王正紅火,劉德華想自己嘗試作詞,發表處女作《情是那麼笨》,黃霑聽後在媒體上大罵劉德華寫詞文理不通,“沒有看過寫'情'寫得那麼笨的作詞人。”
某天,華仔碰到黃霑,忍不住對黃霑說:“霑伯,你不要那麼用力罵我好嗎?”
黃霑拍拍他的肩,說了一句:“不要放棄,人是會進步的,我罵你三年,你現在的作品,我聽懂啦。”
20多年後,當年的笨小孩也即將年滿60,在魯豫的訪談節目中說:“想推廣一下廣東歌,廣東歌已經太久沒有被記住了。”
黃霑走後,金庸四處遊學,也談歷史,也談武俠,只是不再看《明報》。報社的老人兒說:“査先生離開後,很多方面都背離了他的理想。”
蔡瀾還在吃、還在喝、還在玩、還在寫、還在刷微博、還在解惑,但是偶爾也會感慨幾代人的煩惱“通通一樣,就是這麼無聊”。
2005年,時隔14年,倪匡還是回到了香港,落地的機場是他走之後建的,當年的住所已經變成了學校,許多故人離世,“這次回來,朋輩半為鬼”。
連載了41年的《衛斯理》最終做結,最後一本定名為《只限老友》。書中的衛斯理和一眾老友遠遁星海,從此再無音信。
過去的精彩千姿百態,如今的遺憾相差無幾。嗟嘆過,大醉過,醒來後豪情只剩一襟晚照。
2018年10月30日,94歲的金庸走了,很多人徹夜未眠。
那天晚上,唐鶴德在社交網絡上發文悼念金庸,配圖是金庸在1995年親筆寫下的“鶴鳴九皋,德被三世”,這幅字一直被妥善保存。配文中,唐鶴德提到自己是“超級的金庸迷”,張國榮當年曾替自己向金庸索取簽名。
張國榮曾出演取材於金庸小說《射雕英雄傳》的電影《東邪西毒》,裡面有段台詞:“以前我認為那句話很重要,因為我相信有些事說出來就是一生一世。現在想想,說不說也沒有什麼區別。”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很多刻骨銘心的瞬間,都在不覺間散落成一地塵埃。金庸還在時,總有媒體深夜致電倪匡,問金庸是不是不在了,請他去問問怎麼回事。
那時,倪匡每每都是心驚肉跳,但等到金庸真正去了,他卻說:“人到了年紀,必然要面對死亡。不必過分悲傷。”
金庸的葬禮上,佈滿了逝者生前最愛的鈴蘭花。鈴蘭花中央是逝者的遺像,上方的橫額是由倪匡提出,蔡瀾親筆謄寫的“一覽眾生”。
很多人不解,倪匡也寫了一張紙條給查太,解釋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間眾生相,才有此偉大著作。
葬禮上有紀念冊送給親友,冊上最後一頁,記載了《神鵰俠侶》中寫楊過的最後一句話:
“今番良晤,豪興不淺,他日江湖相逢,再當杯酒言歡。咱們就此別過。”
那段曾經的香江傳奇,已漸漸隨風,融入茫茫歲月中。但位於柴灣的明報工業大樓的一間辦公室中,仍然掛著查良鏞的一幅字,字體乾淨利落,標記著他和他們的一生:
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人我心,得失心,毀譽心,寵辱心,皆似過眼雲煙,輕輕放下可也。
時移世遷,往昔種種,是耶非耶,都已經過去。過去便是過去,縱然懷念,卻也無法強求復來。
時代已盡,新潮已至,曾經有過他們,已是幸事。
與前人曾同處一個時代,仍然與有榮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