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段曾經的香江傳奇，已漸漸隨風，融入茫茫歲月中。
位於柴灣的明報工業大樓的一間辦公室中，仍然掛著查良鏞的一幅字，字體乾淨利落，標記著他和他們的一生：
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人我心，得失心，毀譽心，寵辱心，皆似過眼雲煙，輕輕放下可也。
金庸、倪匡、黃霑、蔡瀾，並稱“香港四大才子”，這個名號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喚起，已無從考據。今時今日的人們一次次地重提，大多是因為故人難再回。
四個人，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，當他們去的去、老的老，那個時代也隨之落幕，但世人依然沒能做好準備，接受這個只能緬懷的當下。
金庸走的時候，多方媒體要蔡瀾說幾句，他一一回絕了，只給無法前來的老友，作家亦舒去了一封書信。
據信中所記，2018年11月6日，金庸的頭七在跑馬地的東蓮覺苑舉行。儀式由法師主持念經，來人各分派一本經書，經書很厚，從頭念到尾要幾個小時。
南國的秋風不算蕭瑟，但蔡瀾只覺衣衫單薄，已有幾分寒意，不得不中途退場。
六日後是追悼會，他特意添衣，還是冷，但仍在靈堂坐了許久。
彼時，他77歲，《倚天屠龍記》裡寫“人生百年，七十者稀，急急流年，滔滔逝水”，他望著來來往往俯身拜禮的人，相熟的大多已白髮。
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、也曾意氣風發，奈何歲月步步緊逼，好不威風，“香港四大才子”成了世人溫故的符號，而那半個世紀的燦爛，也終是化作回憶。
倪匡說：“人生有回憶不是壞事，怕只怕夢醒時無頭可回、無岸可望。”
“塵事如潮人如水，只嘆江湖幾人回。”流年似水，江湖早已不再，只能長歌當哭，為那個業已消失的時代送行。
雖被冠以“香港”之名，但“四大才子”沒有一個是在香港出生的。
蔡瀾說，他與黃霑講廣東話，與金庸、倪匡二位講國語。查倪二人則互相嘰里咕嚕講上海話（這裡指江浙地區的方言）。
1948年，查良鏞24歲，還不是“金庸”，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飛機，才想起身上並無一分港幣。鄰座恰是《國民日報》社長潘公弼，遞來10元港幣雪中送炭。
落地租車，他不會廣東話，操著濃重的浙江海寧口音告訴司機“去餐館”，下車後發現司機誤把他送去了“差館”（警署）。
查良鏞此行也未想久留。他是頂替新婚的同事，前來緊急支援剛剛複刊的香港《大公報》，說好為期半年，未成想，後來鄉音未改鬢毛衰，白手少年立業香江。
查良鏞到港後的第二年，8歲的廣州人黃霑，也跟隨父母踏上了這片遍地希望的土地，落戶九龍深水埗。
深水埗是一代宗師葉問發蹟的地方，可以謂之臥虎藏龍，也可說是魚龍混雜，那裡的孩子，都是吃著對方的拳頭、聽著大人們“出神入化”的粗口長大的。
有一回，表弟向其哭訴被一個名為“李振藩”的同學欺負，黃霑拍案而起，撂下戰書：週日晚，巴富街沙橋見，要求與對方決一死戰。
“決鬥”僅僅維持了10分鐘，李振藩的拳腳雖尚且粗糙，但對付弱不禁風的黃霑綽綽有餘。
這一戰過後，李振藩頗為欣賞黃霑的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”，主動握手言和，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。
很多年後，“李振藩”改名“李小龍”，而“與李小龍街鬥”則成了黃霑引以為傲的“少年威風史”之一。
像這樣的打鬥，在當年的香港街頭並不少見。那個年代，被港人戲稱為“英雄年代”，彼時廉政公署尚未成立，社會治安欠佳，亂世之中，尚武精神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。
半個多世紀以前，那裡武館林立，老老少少習武者眾多，武俠小說也備受推崇。
1955年，作家梁羽生在結束了《草莽龍蛇傳》的連載後，倍感疲乏，提出休整。報紙總編為了填補版面的空缺，不得不向報社內的另一個“筆桿子”查良鏞約稿。
幾乎是趕鴨子上架，為了催稿，總編特意派一名編輯坐在查良鏞家等，說“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”，不然明天報紙出來，版面“將有一大塊空白”
在編輯的灼灼目光下，查良鏞倉促之間構思了小說的主角，男主角是一個有著神秘身世的儒雅書生，女主角是一對回疆姐妹。落款署名時想不出好的筆名，就把鏞字拆開，成了“金庸”。
而那本小說的名字，叫做《書劍恩仇錄》。
小說第二天便被刊登在《大公報》的子報《新晚報》上，隨後報紙銷路倍增，一時洛陽紙貴，金庸也一夜成名。
武俠新風一路刮到了海外，國外諸多中文報紙爭相轉載。在信息傳輸不算發達的年代，許多國外記者每日搭飛機往返香港，將最新刊登的連載篇章帶回，連夜印刷派送。
在新加坡，有個書香門戶，家主是“下南洋”的華人，保留著訂中文報紙的習慣，家裡的一雙兒女都是是金庸的忠實粉絲。每次報紙剛剛送到家裡，兩人便將連載版面一撕兩半，姐姐一半，弟弟一半，如飢似渴地拜讀。
那戶人姓蔡，家主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職員，一家人就住在戲院樓上。小兒子蔡瀾幼時玩鬧，在樓上一探出頭就能看到電影銀幕，從有記憶開始，就一直看電影。
家學淵源，1955年，新加坡中文報紙的小說版面上是金庸的《書劍恩仇錄》，往下翻幾張，電影版面就有蔡瀾寫的影評。
那一年，蔡瀾只有14歲。
兩年後，年僅16歲的蔡瀾北上日本，擔任邵氏公司的駐日代表，而靠吃老鼠肉果腹的倪聰，也終於結束長達8個月的顛簸，踏上了香港的土地。
8個月前的冬夜裡，內蒙古大興安嶺正經歷著一場大風雪，運煤車無法抵達，在零下40度的日子裡，到此墾荒的上海人倪聰帶頭拆掉一座小木橋生火取暖，僥倖活命，但也因此被指控、批鬥。
為了逃脫懲罰，他在寒夜裡扒上了一列不知去往何方的火車。火車一路開到大連，他又靠扒貨輪輾轉回到上海老家。
但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個“逃兵”，他被迫繼續逃亡。
1957年7月中旬的一個凌晨，一艘運菜的小船停靠在香港的一處碼頭。甲板上面放著菜簍子，下面逼仄的空間裡擠著十幾個偷渡客，其中就有狼狽不堪的倪聰。
很多年後，以筆名倪匡被人熟知的倪聰，早已忘記那個22歲的自己是怎樣上岸，只是記得那天的香港下了一場大雨，那雨，下得驚天動地。
風雨之中，四個異鄉人被香港影響著，並在不遠的將來，影響香港的風雨。
現如今，一提到香港荃灣，大多數人會想到夢幻的迪士尼樂園，但在六十多年前，那裡還是一片荒地，藉藉無名的年輕人們聚集在那裡打地基、起高樓。
鑽地機重達上百斤，倪聰必須雙手並用才能扶住，顫顫巍巍地鑽出一個新世界。
做工間隙，他看到工友在討論《真報》上的時評。那篇時評連載了3天，倪聰通讀之後，只覺“狗屁不通”，於是執筆為文，一個下午洋洋灑灑寫下一篇與之觀點相悖的萬字長稿，寄給報社。
想不到，過了幾天，報紙全文刊出，並標明是讀者來稿，與該報作者意見相違云云。而那位作者也親自約倪聰見面，當面奉上90元稿酬。
當時，他在工地的日薪只有2.9元，拿到這筆“巨款”笑得合不攏嘴：
“怎麼會想得到，寫文章居然有錢收。”
如此，倪聰成為《真報》的正式編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。
彼時的《真報》編輯部在香港荷李活道30號2樓的一個房間，十分簡陋，人丁單薄，編輯們什麼都要幹，倪聰便變換筆名，用“衣其”寫政論，用“沙翁”寫雜文，用“九缸居士”寫養魚的文章……至於“倪匡”，只是他眾多筆名之一，“匡”字是從《辭海》裡信手捏來的。
一年多後，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倪匡，與相識僅僅4個月的女孩李果珍結婚。
兩人登記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，辦完手續，他和妻子見門口有一報攤，報攤上有新報紙出版就買了一份。
那一天，正是《明報》的創刊日，創刊人，是時年35歲的查良鏞。
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，金庸的主要身份是報人，其次才是武俠小說家。
金庸辦《明報》有兩大方針為歷代報人所知，其中第一則即為“有容乃大”：
在香港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共識，《明報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時代的坐標，靠的就是獨立社評，對任何一種意見都不歧視。
金庸說：“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，不過，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，那就是真正獨立的。”
因為剛正不阿的言論，他的生命曾幾次受到威脅。
有人把炸彈送到《明報》報社，秘書看到之後報了警，警察趕來處理，炸彈被放在馬路上引爆了。政府部門派警察24小時貼身保護他，還準備了十個假車牌，每天換來換去，以防被人跟踪。
這樣的日子，金庸過了30多年，談及因何支撐，他笑說：“我不想被我小說中的英雄們取笑啊！”
辦報的第二則方針，是“無欲則剛”。
為了保持中立，《明報》曾一度謝絕外界資金，除銷售報紙所得，“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影響”。
然而，理想主義在任何時代都充滿坎坷。
《明報》初創之時，每日銷量不足一萬份，入不敷出。借助武俠小說連載吸引讀者，曲線救國，成為金庸屢試不爽，也無可奈何的辦法。
憑藉一部《神鵰俠侶》，《明報》很快便創造了日入萬元的成績，但隨著銷路拓展，僅憑金庸一人之力難以維繫，剛剛嶄露頭角的倪匡，殺進了他的視線。
1960年，倪匡25歲，他所供職的《真報》上正在連載台灣名家司馬翎的武俠小說。司馬翎拖稿失聯，倪匡請纓代寫，連載兩週，竟無人發現，讀者反而好評如潮。
司馬翎得知後，原本大發脾氣“誰敢續我的小說？”但看完續寫後又對倪匡說：“續得很不錯。”
倪匡笑答：“豈止很不錯，簡直是寫得比你好！”
“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。”
為了節省成本，金庸給出的稿費比其他報社要低一些，但過慣了苦日子的倪匡卻很知足，每月底拿著一張五百塊的鈔票，總是可以笑上半晌。
《明報》後來也成為了衛斯理系列的“誕生地”。
衛斯理系列一寫就是41年，雖然倪匡本人從未聲稱其為科幻小說，但世人皆當他是華語科幻鼻祖，金庸評價他：
“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，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。”
導演張徹與倪匡綿亙20多年的合作同樣起源於他的滿腹鬼才，兩人之間是惺惺相惜，也是不打不相識。
張徹早年在台灣拍過一部電影，《阿里山風雲》，那句“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畫呀……”就是源自於此。
赴港後，張徹以筆名何觀寫影評，經常跟一個叫“岳川”的影評人打筆仗。岳川每次都把何觀罵得狗血淋頭。
岳川，就是倪匡寫影評的筆名。
張徹與倪匡年紀相仿，又同是上海人，報紙上的筆戰打得多了，反倒樂意找一家杭幫菜館，講一講吳儂軟語。
1965年，邵氏公司老闆邵逸夫對氾濫老套的武打片厭煩，決心要拍攝新類型的武俠片，便找到了張徹。
張徹的第一部武俠片是《邊城三俠》，上映後沒有激起太多波瀾，他便想到了倪匡。倪匡聞之道：“你們邵氏那麼多人才，輪得到我來？再說我只會寫小說，不會寫劇本。”
張徹放下面子，苦苦相求：“你就照著小說寫，寫好了我再給你改。”
1967年夏天，《衛斯理》的連載中斷了2個月，2個月後，倪匡把劇本交給張徹，借了《神鵰俠侶》中楊過斷臂的梗，定名《獨臂刀》。
因為留日經歷和日語通達，素材寄出之前，都要由蔡瀾經手檢查，他因此觀看了所有邵氏出品的電影。
看到《獨臂刀》時，蔡瀾耳目一新。籌備電影之前，張徹就曾與蔡瀾大談自己的抱負，而這部《獨臂刀》則完整地再現了他的雄心壯志。
不同於彼時舞台劇形式的武打片，《獨臂刀》是鮮活的，一刀斬下去就有血，有骨頭撕裂的聲音。於是乎，蔡瀾對倪匡其人，產生了無限好奇。
60年代，邵氏影業旗下有一當紅小生，名為岳華，岳華的女友便是後來寫出《我的前半生》、《喜寶》等著作的女作家，亦舒。
亦舒17歲便成為《明報》的娛樂新聞記者，也因此時常出入邵氏公司，與蔡瀾相交甚篤。
亦舒姓倪，其兄便是倪匡。在亦舒的引薦下，蔡瀾與倪匡開啟了一段綿延至今的友誼。
初見時，蔡瀾對倪匡的第一印像是——“他真的是外星人”。
然而，被稱為“外星人”的倪匡在見證過、經歷過後來的人間事後寫下了這樣的字句：
“宇宙間，奇妙的事雖然多到不可勝算，但是決不會比命運更奇妙。”
70年代，邵氏公司調轉船頭，邵逸夫開始有意識縮減電影投入，轉而朝向電視劇產業。這與公司首席執行官鄒文懷一直以來對電影的追求，背道而馳。
鄒文懷在邵氏初創時便加入，是邵氏的肱股之臣。但是，13年的兢兢業業沒有換來應得的回報，邵逸夫的愛人方逸華不斷干涉侵占鄒文懷的工作。
導演張徹曾在回憶錄中評價邵逸夫的用人之道：“頭等人才，三等職務，特等權力。”
1970年，鬱鬱不得志的鄒文懷憤然出走，成立嘉禾公司，自立門戶。
公司成立後，鄒文懷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開創性地引入“衛星公司”制度，為明星建立個人工作室。而嘉禾旗下的第一個工作室的主人，正是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巨星——李小龍。
彼時，為了打響李小龍回國後的第一炮，鄒文懷四處周旋，請來了大導演羅維，至於編劇則選擇了倪匡。
1971年，由羅維導演、倪匡編劇、李小龍主演的電影《唐山大兄》上映，創下香港開埠以來電影最高票房紀錄。
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第二年，倪匡在報紙上翻到霍元甲有個大弟子，便又為李小龍量身定制了《精武門》。
電影上映時，李小龍拉著倪匡去戲樓觀看，李小龍緊張得手心出汗，倪匡卻頗為淡定。
《精武門》引起了巨大轟動，大街小巷的男孩兒們在玩耍時，紛紛模仿著李小龍獨特的叫聲。
甚至，還有學者開始專研《精武門》主角陳真的生平。倪匡哈哈大笑，說道，陳真的故事只是他編的罷了。
1972年9月23日，《明報》刊載了小說《鹿鼎記》的最終章，一同告知讀者的還有另一則消息：
金庸宣布，就此封筆。
那一年，遼東鹿鼎山的竹林裡，建寧公主拎起了韋小寶的耳朵，隨著山中別院里傳來六位夫人的笑聲，《明報》完全擺脫了財政束縛，武俠小說家金庸也就完成了使命。
放開手腳的報人查良鏞，大刀闊斧地吸納了各類有識之士，其中就包括林燕妮。
他對她的評價極高：“她是我見過的女作家中，寫散文寫得最好的一個。”那句廣為流傳的“一見楊過誤終身”便是出自於林燕妮之手。
在金庸筆下，一見楊過誤了終身的，有香消玉殞的公孫綠萼，有終身未嫁的陸無雙、程英和郭襄，還有退而求其次的郭芙、耶律燕和完顏萍。
遇到楊過之後，她們的回憶是快樂的，可嘆的是，以後的日子又是無比惆悵的。
林燕妮的“楊過”，是黃霑。
1977年，林青霞在香港拍攝《紅樓夢》。一次餐敘中，導演李翰祥身邊坐著林燕妮，林燕妮的另一邊則是黃霑。
席間黃霑常常提“林美人”三個字，林青霞起初以為是自己，後來才知道黃霑口中的“林美人”，永遠只會是林燕妮。
黃霑與林燕妮的相遇，是錯誤的時間遇上對的人。
1975年，黃霑的原配，女演員華娃已經懷上了第三胎，但黃霑還是選擇了要美人，不要家庭，縱使千夫所指，也毅然離婚追愛。正如他在《流光飛舞》中所寫的：
跟有情人做快樂事/不管是劫是緣
很多年後，他對蔡瀾懺悔，說自己一生最最對不起的人，就是華娃。
他們相愛後的第二年，香港多了一家規模很小，但很有名氣的廣告公司——“黃與林廣告公司”，黃是黃霑，林是林燕妮。
兩人雖然一度成為香港媒體筆下批判的對象，但事業發展卻是如火如荼。
當年，化妝品品牌Revlon進入中國市場，黃霑從李白的《清平調》中“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”一句取“露華濃”作為其中文名，既有韻律又有美感，至今仍被奉為“信雅達”翻譯的典範。
又例如他為人頭馬設計的廣告，“人頭馬一開，好事自然來”，單刀直入，著眼於奢侈品的社交功能，以最直接的方式勾勒出浮華中觥籌交錯的畫面。
那些年，黃霑在廣告業風生水起，成為首位獲得美國廣告界最高榮譽“基奧獎”的中國香港人。
林燕妮與黃霑相伴14年，卻屢屢拒絕他的求婚，究其原因，是不滿黃霑不改風流本色。
1988年，金庸在家中做東，黃霑下跪求婚。縱使金庸親書贈聯“黃鳥棲燕巢與子偕老，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”，卻也沒能讓美人走進婚姻。
1990年，黃霑的廣告公司因為債務問題宣告破產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林燕妮也選擇離他而去。
四面楚歌之際，黃霑甚至一度有了跳樓輕生的念頭，彼時陪在他身邊的那個人，是徐克。
黃霑一生的金曲巔峰，都是被徐老怪逼的：“我跟徐克合作，從頭吵到尾。如果殺人不犯法，施南生早當寡婦了。”
徐黃緣起，始於1984年的《上海之夜》，此後多年，黃霑先後為徐克奉上了《上海灘》、《當年情》、《倩女幽魂》等經典之作，但每一次的創作歷程都頗為坎坷，每一次都被徐克逼得發瘋。
1990年，徐克再次找到黃霑：“我最近在拍《笑傲江湖》，曲子你來寫吧。”
黃霑寫了1稿，徐克不滿意：“再改改。”
寫了第2稿，還是“再改改”。
前後寫了6稿，都被徐克退回。
不瘋魔不成活，黃霑胡亂翻起了古書《樂志》，忽悟“大樂必易”，反彈五音宮商角徵羽，頓覺點起了心裡的滄桑，旋律歌詞一揮而就，曲譜的空白處洋洋灑灑地寫著幾個字：
你要便要，不要請另聘高明。
徐克聽完，當即拍板定稿。
不久，《笑傲江湖》在台灣熱映，一響起《滄海一聲笑》，觀眾們都會不由地跟著唱起來。台灣市場紛紛向黃霑求購版權，黃霑給羅大佑打了一通電話：“不如我們出一版吧？”
早年羅大佑微時，是靠著黃霑的接濟發行了第一張唱片，聽聞恩公相邀，當即答應。
錄製時，黃霑把徐克也拉進了錄音棚，三人大醉一場，逸興遄飛，連嗓音都染了酒氣。
錄完一遍，徐克說唱錯了，要重錄，黃霑大手一揮：
“不錄了，這版最好！笑傲江湖嘛，就該這個樣子！”
徐克便遂了黃霑的心意，將這版夾雜著酒肆之氣的《滄海一聲笑》保留了下來。
皇圖霸業笑談中，不勝人間一場醉。黃老邪心中的那一份俗、一份野、一份狂、一份真，這世間怕是只有徐老怪最懂。
2001年，60歲的黃霑患肺癌，沒有告訴任何人，唯獨跟徐克說：“我沒有那麼長時間了，讓你知道，免得你覺得突然。”
後來，徐克說：“我對黃霑的去世還是很平靜的。只是，他的歌我都不聽了。”
黃霑之所以結緣武俠，有徐克的功勞，也有蔡瀾的穿針引線。
70年代末，蔡瀾跟隨鄒文懷出走邵氏後，做到了金牌監製，彼時正在製作金庸的作品《倚天屠龍記》，電影需要配樂，便請黃霑來幫忙，兩人因此結識。工作之餘，志趣相投，一聊就是一個通宵。
蔡瀾的志趣早已不在電影。在那個被商業裹挾的年代，電影盛不下他的思考，他羨慕黃霑，一支筆、一壺酒便可慰平生。
於是乎，他便請倪匡向金庸舉薦自己，希望可以在《明報》刊文。
蔡瀾寄情寫作，並不是一時之言。
在電影界之於倪匡猶如眾星拱月的那些年，蔡瀾曾經把自己寫的劇本交給製片人，對製片人言簡意賅地說：“這是倪匡寫的。”製片人一看，劇本很好，行文也是倪匡的風格，立刻拍板，買下版權。
過後，倪匡被人問起，一頭霧水。這時，蔡瀾便會露出標誌性的瞇瞇笑：“我寫的。”
相識多年，老友鮮少相求，倪匡自然不吝相助，每次和金庸吃飯，就大談蔡瀾。起初金庸並沒在意，後來終於忍不住要來幾篇文章翻閱，的確清新。
從此，蔡瀾在《明報》副刊開了一個名叫“草草不工”的長期專欄。 “草草不工”四個字是他的自謙，形容潦草與馬虎。但實際上，蔡瀾對於寫作錙銖必較。
多年後，蔡瀾回憶：“當年，就算是幾百字的文章，我都要花上一兩個小時斟字酌句。好在那幾年，我寫的東西還算過得去，沒有給金庸先生丟面子。”
在專欄中，蔡瀾常常提及的一句話，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，說的是那個年代的失意。
80年代，是香港電影最好的年代，也是最壞的年代。
彼時，黑道的陰影始終籠罩著香港娛樂圈，藝人們入行的第一件事便是“拜碼頭”。
年輕時的成龍意氣風發，卻也是個“愣頭青”，得罪了許多大佬。一次，成龍去酒店吃飯，竟被二十幾個古惑仔提砍刀圍上，拼了命才僥倖逃過一劫。
鄒文懷是成龍當時的老闆，他擰著眉頭思索許久——除了跑路，成龍只有死路一條。
躊躇許久，鄒文懷走進了製片經理蔡瀾的辦公室。
蔡瀾是個樂善好施之人，人緣甚好，整個香港娛樂圈都願意為他留三分薄面，如果說世上只有一人可以從古惑仔眼皮底下帶走什麼人，那人一定是蔡瀾。
那一天，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什麼，只知道不久後蔡瀾便帶成龍離開了香港。
此後幾年，世界成為他的片場，一行人輾轉前往南斯拉夫、法國、澳洲諸國，一路將成龍送進了好萊塢。
那些年，蔡瀾周遊列國，好不快活，但是當他回到香港，周遭已然換了天地。
80年代末，年近古稀的金庸不再寫社論，將《明報》交給了後輩；天命之年的黃霑賠光了公司，變成窮光蛋；而身形越來越沉重的倪匡則愛上了演戲。
彼時，倪匡時常在各種影視作品中客串，受限於外形條件，角色大多集中為嫖客、猥瑣男之流。
有人就對倪太說：“叫倪匡演作家也就算了，叫他演嫖客，簡直是污辱了大作家。”
倪太不以為然：“倪匡扮作家、嫖客，都是本行。”
1989年，54歲的倪匡喜歡上了一個“媽媽桑”，就拉著蔡瀾和黃霑去夜總會喝花酒，三個人接二連三講笑話，逗得那些陪酒的女人七顛八倒。後來蔡瀾跑去買單，才知道一晚要花一兩萬港幣。
他當下大叫：“酒又不是最好，女人也不是最美！不甘心，不如把構思賣給電視台！”黃霑、倪匡連忙說好，一拍即合。
如此，3個年過半百的風流才子聚首，在演播室，喝著最貴的酒，伴著最美的人，吞雲吐霧、談天說地。
節目名為《今夜不設防》，所謂“不設防”，就是男男女女喝到微醺再開機錄製，興之所至，插科打諢，妙語如珠。
在那檔節目中，張國榮輕飄飄地說“人人都有嘴巴啊，就讓他們去講咯”，黃霑興起強吻，也不以為意；
林燕妮華服落座，第一句話就問主持人，你們猜我和黃生拍拖時，誰先親的誰？
林青霞聊起秦漢，百無禁忌；
張曼玉承認，自己入行就是因為貪慕虛榮；
有人評價：“那時的巨星，才是真正的巨星。”如今看來，那個年代，那不設防的一夜，那些在鏡頭前歪斜的明星，彌足珍貴。
《今夜不設防》始於倪匡，也終於倪匡。
節目做了兩年，倪太李果珍向倪匡提及她最懷念的時光，是兩人剛剛結婚，身無分文的時候，那是夫妻兩人最開心的時光。
這一番話勾起了倪匡對妻子的愧疚，當即決定遠赴美國，找一個無人認識的角落，攜手安度晚年。
1992年，就在倪匡落地香港的第35年，他向港人留下一紙聲明，拂衣而去：
“我已決心淡出，自此天涯海角，閒雲野鶴；醉裡乾坤，壺中日月；竹里坐享，花間補讀；世事無我，紛擾由他；新舊相知，若居然偶有念及，可當作早登極樂。”
三千年讀史，不外功名利祿；九萬里悟道，終歸詩酒田園。狂人倪匡，悄然淡出江湖。
倪匡與倪太一走便是14年，那段遠渡重洋的日子裡，喚他回港的電話每年都會響起，但他幾乎都不為所動，只有兩通讓他的心裡起了波瀾。
一通，是黃霑打來的。
2002年，導演張徹離世。靈堂之上，高書“影壇宗師”四個大字。當天，黃霑和蔡瀾扶靈，眾人哀悼萬分。
靈堂兩側有一副對聯，“高山傳天籟，獨臂樹雄風”。高山指的是《阿里山風雲的主題曲《高山青》，獨臂說的是電影《獨臂刀》。
輓聯由黃霑而作。電話裡，他問倪匡寫得如何，倪匡大笑說：“對得妙，改天我死了，也由你來寫！”
怎料世事無常，第二通電話是在2年後的秋天，電話那頭告知黃霑仙去，倪匡聞之大喝一聲：“豈有此理！”
早年，兩人找鐵版神（又稱鐵板神數，中國古代命理術數之一）算命，算到倪匡60歲便不算了，但算出黃霑可以活到70歲。
“而今我已70多了，可惜他卻這麼年輕就走了。”倪匡說。
黃霑走時63歲，確有太多未竟之事，抱憾之事。
2003年4月8日，在張國榮的葬禮上，黃霑曾深切致悼詞：
“是否上天想透過他，教我們從今以後要好好學懂珍惜，由今日起我們要很率心地愛護我們本來就該愛護的事事物物，因為好的事物不會永遠陪伴著我們？”
哀慟之間，惋惜的似乎不止是棺中人。
垂暮之年，黃霑在其博士論文上寫下一個悲觀的結論：香港音樂界氣數盡了。他痛陳香港流行音樂“再沒有美麗的旋律”，並讓人刻了一個印章——
“不信人間盡耳聾”。
“我現在有得寫就寫下去，拼了命寫，寫到沒人聽，寫到沒人要，寫到死。”
但滾滾長江東逝水，隨著他熟悉的那一代歌手老了、走了，找他寫歌填詞的人越來越少。
昔日老友造訪時，看到黃霑案牘上寫滿了晏幾道的一句詩詞：
“衣上酒痕詩裡字，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。”
他說自己是“老頭的腦袋，少年的心，更老的身體......別看我整天嘻嘻哈哈，心裡面還是很滄桑，很悲涼，很沉鬱”。
90年代，四大天王正紅火，劉德華想自己嘗試作詞，發表處女作《情是那麼笨》，黃霑聽後在媒體上大罵劉德華寫詞文理不通，“沒有看過寫'情'寫得那麼笨的作詞人。”
某天，華仔碰到黃霑，忍不住對黃霑說：“霑伯，你不要那麼用力罵我好嗎？”
黃霑拍拍他的肩，說了一句：“不要放棄，人是會進步的，我罵你三年，你現在的作品，我聽懂啦。”
20多年後，當年的笨小孩也即將年滿60，在魯豫的訪談節目中說：“想推廣一下廣東歌，廣東歌已經太久沒有被記住了。”
黃霑走後，金庸四處遊學，也談歷史，也談武俠，只是不再看《明報》。報社的老人兒說：“査先生離開後，很多方面都背離了他的理想。”
蔡瀾還在吃、還在喝、還在玩、還在寫、還在刷微博、還在解惑，但是偶爾也會感慨幾代人的煩惱“通通一樣，就是這麼無聊”。
2005年，時隔14年，倪匡還是回到了香港，落地的機場是他走之後建的，當年的住所已經變成了學校，許多故人離世，“這次回來，朋輩半為鬼”。
連載了41年的《衛斯理》最終做結，最後一本定名為《只限老友》。書中的衛斯理和一眾老友遠遁星海，從此再無音信。
過去的精彩千姿百態，如今的遺憾相差無幾。嗟嘆過，大醉過，醒來後豪情只剩一襟晚照。
2018年10月30日，94歲的金庸走了，很多人徹夜未眠。
那天晚上，唐鶴德在社交網絡上發文悼念金庸，配圖是金庸在1995年親筆寫下的“鶴鳴九皋，德被三世”，這幅字一直被妥善保存。配文中，唐鶴德提到自己是“超級的金庸迷”，張國榮當年曾替自己向金庸索取簽名。
張國榮曾出演取材於金庸小說《射雕英雄傳》的電影《東邪西毒》，裡面有段台詞：“以前我認為那句話很重要，因為我相信有些事說出來就是一生一世。現在想想，說不說也沒有什麼區別。”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很多刻骨銘心的瞬間，都在不覺間散落成一地塵埃。金庸還在時，總有媒體深夜致電倪匡，問金庸是不是不在了，請他去問問怎麼回事。
那時，倪匡每每都是心驚肉跳，但等到金庸真正去了，他卻說：“人到了年紀，必然要面對死亡。不必過分悲傷。”
金庸的葬禮上，佈滿了逝者生前最愛的鈴蘭花。鈴蘭花中央是逝者的遺像，上方的橫額是由倪匡提出，蔡瀾親筆謄寫的“一覽眾生”。
很多人不解，倪匡也寫了一張紙條給查太，解釋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間眾生相，才有此偉大著作。
葬禮上有紀念冊送給親友，冊上最後一頁，記載了《神鵰俠侶》中寫楊過的最後一句話：
“今番良晤，豪興不淺，他日江湖相逢，再當杯酒言歡。咱們就此別過。”
那段曾經的香江傳奇，已漸漸隨風，融入茫茫歲月中。但位於柴灣的明報工業大樓的一間辦公室中，仍然掛著查良鏞的一幅字，字體乾淨利落，標記著他和他們的一生：
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人我心，得失心，毀譽心，寵辱心，皆似過眼雲煙，輕輕放下可也。
時移世遷，往昔種種，是耶非耶，都已經過去。過去便是過去，縱然懷念，卻也無法強求復來。
時代已盡，新潮已至，曾經有過他們，已是幸事。
與前人曾同處一個時代，仍然與有榮焉。
